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在中国，没有机构公布大样本量的性侵儿童数据。最高法院公布过猥亵儿童犯罪数据，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审结10782件。

《上海通过"养老立法":尊重习惯、弥合"数字鸿沟"》毕业工作六七年后，郑若骅决定去考大律师执照。“早上在工地工作，满身都是泥，晚上就去上课；放假的时候别人去旅游，我还在学校上课。”她花了3年念完法律本科，又花了1年考到大律师专业资格。1987年，郑若骅成为香港一名大律师。“当时我什么人脉都没有，家人担心这样怎么混饭吃呢？”幸好郑若骅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认真准备每一个案子，不断完善逻辑、做模拟训练。“最初都是输的，因为赢的案子不会冒险找年轻人，但我一定要输得漂亮，这样才会得到对方律师和客户的欣赏，将来反而可能引荐你。”